夏日的蝉鸣在梧桐树梢间此起彼伏，我坐在老宅的藤椅上，指尖摩挲着泛黄的书脊。那本被传了三代人的《家训录》静静躺在膝头，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标本已褪成淡金色。母亲说，我太爷爷在战火中护着这本书逃难，父亲在病榻前反复誊抄了三遍，如今轮到我续写新的篇章。

初执笔时，我像握着块烧红的铁。祖父留下的钢笔总在书写时漏墨，墨迹在宣纸上洇成扭曲的藤蔓。每当遇到"忠孝传家久"这类古文，笔尖就会突然失控，洇湿整张宣纸。记得那个暴雨倾盆的午后，我正写到"勤俭持家远"，窗外炸响惊雷，钢笔突然爆出墨点，在"远"字最后一捺上晕开墨团，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。父亲默默递来镇纸，青铜兽首镇纸底座刻着"慎独"二字，那是他年轻时在故宫修文物的老师所赠。

真正让我开窍的，是发现古籍中的留白智慧。某次临摹《颜氏家训》，我注意到"勿以恶小而为之"后面特意留出两指宽的空白。祖父说这是"给后人注解的余地"，就像苏东坡在《寒食帖》中特意留白，让千年后的我们得以触摸他的呼吸。我开始在习作边角记下思考：为什么太爷爷要写"耕读传家"？或许他在战火中护书时，正是靠耕田的劳作维持生计，读书的火光才得以存续。

书案上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。母亲送来护眼台灯时，我正在核对族谱中的生卒年份。突然发现太奶奶的记载与县志不符，县志记她生于光绪二十八年，而族谱却写光绪二十六年。翻出泛黄的《申报》残页，终于找到她参加女子师范学堂的剪报，落款日期正是光绪二十六年三月。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，家书不仅是家族记忆的载体，更是社会变迁的活化石。

最艰难的战役发生在立冬那日。按照家训要求，必须用朱砂誊写"谨遵圣训"章节。可我研的朱砂总掺进杂质，印出的字迹像结痂的伤口。祖父留下的《古法矿物颜料图谱》里记载着"朱砂三蒸九晒"的古法，我带着砂纸去后山寻朱砂矿，在寒风中跪了半日才挖到纯净的矿石。当第一滴朱砂在宣纸上晕开，竟呈现出琉璃般的光泽，仿佛看见太爷爷在煤油灯下研磨的背影。

完成初稿那夜，我请来镇上最年长的裱画师傅。老人用蝉翼宣装裱时，突然指着"孝悌"二字说："这里少了一撇。"我慌忙检查，发现"悌"字右边的竖钩确实短了半寸。老人颤巍巍地蘸着浆糊，在空白处补上那笔，又用金粉勾勒出"子承父志"的篆书边款。他说这是"给后人留的考据题"，就像敦煌藏经洞的经卷，总在关键处留白，引人 perpetually to explore.

如今翻开这本《新编家训录》，宣纸已泛起柔和的米色。太爷爷护书逃难时系在腰间的红绳，父亲抄写时用过的狼毫，都在字里行间流转。母亲在扉页题了"见贤思齐"四字，父亲补了"守正创新"的篆章，我则在书尾画了棵开满书卷花的银杏树。每当夜雨敲窗，书页沙沙作响，仿佛听见跨越百年的絮语：文字是永不熄灭的灯芯，家训是代代相传的火种，而我们每个人，都是传递光明的执灯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