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色中的火车站总让我想起父亲离家的那个黄昏。他背着褪色的帆布包站在月台前，行李箱轮子碾过铁轨的声响在空旷的站台上回荡。我数着他左脚尖踢飞石子时扬起的灰，突然发现离他三步远的自动售票机显示屏亮起蓝光，电子钟跳动的数字比他胸前的老怀表快了整整七分钟。这七分钟的时差，后来成了我们之间最远的距离。

父亲离开后的第三个春天，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个铁皮盒。里面躺着半张泛黄的火车票，发车时间显示是1998年4月12日，到站时间却是1998年4月15日。两张车票叠在一起，中间夹着张被水渍晕开的纸条："去省城读技校"。我忽然明白那些年他总在深夜咳嗽的缘由——为了凑够两张硬座票，他偷偷退掉了自己回老家的车票，硬撑着在硬卧车厢里睡了一夜。物理距离被压缩成两张车票的缝隙，而情感距离却随着铁轨延伸到天边。

去年冬天陪母亲去探望独居的祖父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，老人正对着老式挂钟发呆。那台1978年生产的上海牌钟表，齿轮已经生锈，分针永远停在下午三点零七分——祖父妻子去世的日期。我们坐了三个钟头，他始终盯着钟表背面的裂痕，直到我递上保温杯，才发现他手心里攥着张泛黄的结婚照。照片里穿军装的新郎和穿碎花袄的新娘，笑容凝固在相纸的褶皱里。时间在齿轮咬合中碎成齑粉，而两代人之间的鸿沟，比长江三峡的航程还要漫长。

最远的距离或许发生在某个暴雨倾盆的夜晚。妻子蜷缩在沙发角刷手机，我盯着天花板数裂缝，电视里重播着二十年前那场暴雨中的车祸。她突然把手机摔向墙壁，屏幕裂成蛛网状："你记不记得我出车祸那天，你说要陪我去医院？"我摸到茶几上凉透的胃药，想起她手术前夜我打翻的粥，那些被沉默掩埋的瞬间，在雷声中突然具象成两座相隔百米的孤岛。

此刻我站在同样的火车站，电子屏显示末班车将在八分钟后发车。候车大厅里，穿校服的女孩正在给母亲视频通话，老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；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反复核对行程单，公文包夹层露出半截抗抑郁药瓶；卖糖葫芦的老伯数着零钱，皱纹里嵌着几颗融化的山楂。我们都在等待与某个时空的自己重逢，而最远的距离，永远是我们举着手机等待回复时，信号格在空旷中闪烁的沉默。

暮色渐浓，站台上飘起细雨。我望着父亲当年立足的位置，突然发现铁轨旁新栽的梧桐已亭亭如盖。树影婆娑间，电子钟跳转到父亲离家的时刻，怀表指针也恰好指向这个瞬间。原来最远的距离不是时空的阻隔，而是当两个灵魂终于对齐频率时，才惊觉那些被错过的晨昏，早已在记忆里长成参天大树。